最近，身邊不少人在規(guī)劃即將到來的端午節(jié)小長假去哪兒玩。端午節(jié)假期源于2008年，從這一年起，國務院規(guī)定清明、端午、中秋等3個傳統(tǒng)節(jié)日放假3天。如今，不僅是節(jié)假日，很多人還會選擇在雙休日進行短途旅行、游覽參觀。

中國現(xiàn)行休假制度經歷了一個長期發(fā)展過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周休息一天，到后來每逢大周末休息兩天、小周末休息一天，到1995年后“雙休日”出現(xiàn)，到1999年“黃金周”問世，再到2008年出現(xiàn)3個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假期，2015年出現(xiàn) “2.5天休假模式”……假日天數(shù)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而逐漸增多。

專家對記者表示，進入新時代，人們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不僅關心“黃金周”，而且關心怎么把假期休得更好，通過休假提升幸福感。因此，進一步完善休假制度、落實好帶薪休假制度，提升公民休閑質量至關重要。

休假變遷契合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休假制度幾經變遷。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實行每周休息一天制度。到1994年，休息時間演化成別具特色的“大小周末”，大周末休息兩天，小周末休息一天。再到1995年，雙休日正式誕生。把單休日改為雙休日，老百姓無形中增加了52個假日。

“休假制度演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勞動效率提高，勞動效率又是由科學技術進步決定的。”中國人民大學休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對記者表示，比如，由手工作坊改為生產線后，人們有了更多閑暇時間，就有了休假條件。

人們最為熟悉的“黃金周”在1999年形成。國務院修訂發(fā)布的《全國年節(jié)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決定，將春節(jié)、“五一”、“十一”的休息時間與前后的雙休日拼接，形成3個7天長假。

北京大學旅游研究與規(guī)劃中心主任吳必虎表示，當時中國經濟迅速發(fā)展，人們旅游休閑娛樂需求持續(xù)增長。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fā)生后，通過假日經濟刺激消費、拉動經濟、促進國內旅游發(fā)展，成為共識。同時，“黃金周”給予老百姓充足的休息時間，刺激人們的經濟思維從“積累型”向“積累—消費型”轉變。

2008年，“五一”法定假期從3天改為1天，意味著“五一”黃金周被取消，同時增加了清明、端午和中秋假期。這標志著假日制度開始關注傳統(tǒng)文化因素。

同時，如何通過休假幫助人們更好休息，制度層面探索也在進行。2013年發(fā)布的《國民旅游休閑綱要》提出，“到2020年全面推行帶薪休假制度”。2015年8月，國家明確鼓勵彈性作息，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2.5天休假模式”開始在一些省市施行。

總的看，隨著帶薪休假制度落實及國家假日制度改革，居民全年擁有越來越多的休假天數(shù)。統(tǒng)計顯示，全國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約60天增長到目前的115天，占全年的比例超過31%。也就是說，中國人每年有近1/3的時間在休假。

“中國休假制度的調整，無論是趨勢上還是方向上都是正確的，和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相吻合，也符合國際大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zhàn)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對記者說，“黃金周”剛出現(xiàn)時，正契合了中國經濟持續(xù)上漲期;現(xiàn)在中國經濟面臨結構升級，休假制度也需要探索調整。

“共時化”休假現(xiàn)象突出

別小看休假這個生活行為，它和國家經濟發(fā)展效率相關。

上世紀70年代，很多西方發(fā)達國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國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稱為“收入-幸福悖論”。經濟學家們將人們休閑時間分配方式進行計量分析后發(fā)現(xiàn)，其與國家產業(yè)效率、人均GDP存在相關性。

“休閑時間是溝通國家和個人的橋梁。簡單地說，人們怎么生活，我們的國家就會怎么發(fā)展。”魏翔說，因此，休假制度的出現(xiàn)，主要是為了保護勞動者權利，同時倒逼勞動效率的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不僅休假天數(shù)在變化，每天的工作和休閑時長也在變化?！缎蓍e綠皮書：2016-2017中國休閑發(fā)展報告》基于2016年和1996年及其他年份的北京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調查數(shù)據表明，2016年，北京市民平均每天工作時間相比20年前減少了27分鐘，有了更多休閑時間。

不過，魏翔領導的中國假日經濟測算課題組經過兩年的研究后發(fā)現(xiàn)，雖然總體上人們休息時間在增加，但休閑觀念和休閑質量十分滯后，休息后刺激的產出效率低，“每人每小時產出的GDP在國際上排名還比較靠后”。

人們休閑質量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放假與休閑的屬性有所不同。魏翔認為，放假具有剛性屬性，一般來說“只能增加不能減少”。而休閑質量是柔性的。一方面，由于假期與國家經濟增長率相關，如果國家經濟形勢不好時，人們的休閑質量也會受影響。另一方面，休閑質量還與勞動收入、勞動效率、社保制度、醫(yī)療改善等緊密相關。比如收入就是決定休閑質量的重要一環(huán)，“如果問人們愿意放棄多少收入來增加一天假，人們恐怕很難確定。”

假期結構本身也是一大問題。“將人們在同一時間集中到同一地方休假，這種‘共時化’是中國休假制度中的一大特點。”王琪延說，例如“黃金周”，會導致旅游景點和公共服務設施短時間內迎接大量客流，導致人們體驗下降。解決策略應該是“分散化”，分散人們的休假時間和空間。但是，如果沒有落實帶薪休假制度作為基礎，取消“黃金周”將可能導致一些勞動者的正當休假權受到威脅。

休閑產業(yè)發(fā)展不充分是另一個原因。魏翔舉例說，日本經歷經濟高速增長后，人們的收入和自由時間增多，但同時精神疲勞也在上升。動漫產業(yè)應運而生，在緩解人們疲勞、激發(fā)創(chuàng)新活力方面提供了很大幫助。

除了文化產業(yè)，旅游休閑、運動休閑、娛樂休閑、養(yǎng)生休閑等都是提升人們休閑質量的休閑產業(yè)類型。王琪延認為，中國休閑產業(yè)依然處于發(fā)展階段，未來會有很大潛力。

此外，休閑教育缺乏，也讓很多人不懂得怎么休閑。什么是休閑教育?王琪延舉例說，比如你想健身，卻不知道怎么進行，就需要花錢請教練，教練的工作就是休閑教育。“如果說傳統(tǒng)教育教會了人們如何生存，那休閑教育就是教會人們如何健康地生存。”

魏翔認為，應將休閑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同時，對于一些開辦藝術街區(qū)、兒童游藝館，為城市功能提供配套服務的企業(yè)，政府應給予足夠支持。

“分散式休假”代替“黃金周”？

目前關于放假有兩種思路。一種是“挪假”，將假期和雙休日等結合;一種是“分散式放假”，在放假總天數(shù)不變情況下，將假期分散。

從數(shù)字上看，中國目前全年公共假期天數(shù)和美國相差不大，放假天數(shù)基本合理。

在魏翔看來，中國當前需要的不是增加假期總量，而是合理安排一年內的假日結構安排，釋放出更多的“結構效率”。他認為，雖然假日增多能提高消費，但同樣會帶來負作用(如擠占生產時間、降低收入、變相拉大收入差距和對社保產生壓力等)。因此，在落實好帶薪休假制度前提下，可以用“分散式休假”代替“黃金周”。

“我們的仿真測算顯示，在各種參數(shù)情況下，對不同行業(yè)，在某個月內不論是出現(xiàn)‘長節(jié)日’或‘短節(jié)日’，還是同時出現(xiàn)這兩種節(jié)日，‘分散式休假’都是一種優(yōu)化的休假模式，能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魏翔說。

然而，“黃金周”表面上是旅游問題，深層次上則是涉及勞動生產率提升的社會問題。很多勞動者支持保留“黃金周”，甚至希望“多增加幾天”，原因在于只有通過公共假期制度的剛性約束，才能確保相關企業(yè)落實好員工的休假權利。在其他時間內，勞動者特別是很多低收入勞動者需要考慮休假后收入如何保證的問題。即便是帶薪放假，能獲得基本工資，但沒有績效工資、沒有獎金，他們的損失如何彌補?

因此，勞動者與其說需要“黃金周”，不如說渴求落實帶薪休假制度、渴求更高的勞動效率和收入。讓休假變得不再奢侈，這才是當前的大問題。

魏翔認為，帶薪休假難落實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yè)“買不起假”。從短期看，可以通過監(jiān)管部門監(jiān)督企業(yè)切實履行帶薪休假制度;但從長期看，提升勞動者勞動效率才是最重要的。這需要國家加大社保、醫(yī)療等福利保障力度，企業(yè)加大對員工職業(yè)技能培訓力度，同時提高創(chuàng)新水平、提升生產效率。

王琪延則對中國在2020年前基本實現(xiàn)帶薪休假保持樂觀。他認為，到2020年后，全國人均GDP將突破1萬美元。勞動效率和收入增加后，人們會增加自我技能提升、休閑教育方面的支出。但他強調，目前需要做好兩點：首先是各方要盡快轉變觀念，認識到提升生活幸福感，需要合理的休假休息時間。其次，完善帶薪休假制度實施細則，確保有法可依、執(zhí)法必嚴。

他建議，在基本實現(xiàn)帶薪休假制度前，最好保留全年3個“黃金周”，釋放消費能量。在基本實現(xiàn)帶薪休假制度后，可以淡化“黃金周”概念，并將放假時間以立法形式穩(wěn)定下來，分散開來，不要每年搞“搭積木”式的東挪西湊。(張一琪 彭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