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有兩個身份，一是他的正職——上海大學的老師，教學生們傳媒方面的知識，另一個則是城市觀察者和評論人，一些媒體稱他為“城市專欄作家”。2021年，夏佑至出版了第二本反映城市變遷的書《蒙塵記》，書的版式、體裁和風格都與2019年出版的《上街》有些相似，整本書像一本雜志或畫冊，在城市中拍攝的照片和短篇散文交替出現，形成一種侃侃而談的氛圍。

當代人體驗城市的方式紛繁復雜。網絡上的種種“梗”和傳聞、親友和同事的話語、自己的親身感受，構成了豐富的層次。像一份蛋糕，一層層的面餅、奶油、堅果堆起來，頂端一枚漂亮的新鮮水果代表愿景和希望，最底下厚厚的蛋糕胚則像是每個人真正在過的日常生活。

從租住到買房，從獨身、經常出差時對上海的陌生甚至眩暈感，到兒子出生后一家人在小區(qū)中的生活，再到開始思考個人體驗與城市歷史的關系，夏佑至在《蒙塵記》中呈現了大都市生活的酸甜苦辣和冥神靜思。

《蒙塵記》

夏佑至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版

適應大都市始于與灰塵共處

《蒙塵記》主要寫的是夏佑至來到上海以后的居住體驗，尤其比較詳細地記述了他對社區(qū)居住、交通出行和子女成長方面的見聞與思考。都市大，居不易。外來者都會以自己的方式，逐漸建立起一套在這座城市生存的經驗模式。這種被動形成的生活方式，很容易成為外來者理解這座城市的基本素材，人們往往也是在這種適應、比較、改進的過程中，慢慢地融入這種城市，消除陌生感，找到有親切感的社群。

“灰塵本來是許多有差別的事物變得無差別之后的存在形態(tài)?；覊m就是空間本身。”《蒙塵記》的書名就來自對灰塵的感覺。夏佑至的兒子是過敏體質，出生以后就經常去醫(yī)院。盡管他和妻子都非常在意家居清潔，甚至連書架上的每一本書籍都被認真擦拭，但一家人對灰塵還是無可奈何，最終只能與灰塵共存。夏佑至與很多朋友聊到這個問題，尤其是一些有孩子的朋友，一些人不以為然，一些人則深有同感。

在與書同名的文章《蒙塵記》中，夏佑至順著來到上海之后先后住過的地方，來尋找灰塵的痕跡。

他租的第一間房是一棟三層別墅的二樓，一樓有小花園，穿過花園走進大門，左邊是一間很大的客廳，右邊是廚房，客廳和廚房中間是樓梯間，每層樓都有兩間房和獨立衛(wèi)生間。房東住在一樓和三樓，夏佑至住在二樓朝北的小房間，朝南的大房間住一對年輕夫妻。那時他在報社工作，早出晚歸，周末要么加班，要么聚會，沒有多少時間在家。這種生活狀態(tài)，對家的需求很簡單，滿足睡覺、洗澡、存放物品等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了。

搬走前那天，因為沒去上班，他看到了與平常完全不同的場面。屋子里有一層薄薄的灰塵，均勻地覆蓋著地板。從門口到房間正中，在灰塵中間，有一條他日積月累踩出來的路，并且有分岔，通往床和衣櫥。在媒體工作的那段時間，他經常長時間出差，在上海的時間并不太多，對上海更明確的印象也是在結束那段生活狀態(tài)之后才陸續(xù)形成的。從對生活軌跡的感知來看，對灰塵的適應也是他對上海逐漸適應的過程。

“日常生活中這些小的困擾，它們的存在無法消除，也無法找到原因。這種困擾一方面來自個體差異，另一方面也是經驗決定的。在城市的小區(qū)里面生活，很多的情況都是這樣，像與鄰居的關系，也是很難去拿捏尺度。小區(qū)里的老人都很愛打聽，想知道你是哪里來的，賺多少錢，這種對隱私的好奇是很難對抗的，他一定有方法了解你，時間長了把你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對你才放心。”夏佑至認為，無論一個人習慣的尺度是遠是近，在高密度的環(huán)境中生活久了以后，都不得不接受這種新的關系變化。這就形成了新的生活經驗，把這種新經驗貫徹到日常生活中，既是更適應這座城市的表現，也是一種無奈的精力消耗。

買房買的是大都市的機遇

說起第一個房東，夏佑至仍印象深刻，稱他“判斷力驚人”。2003~2004年間，這位快要退休的老機修工人，給不安分的兒子找了一份有編制的工作，并把他的工資牢牢管在手里，攢出了買一套房子的錢。大寧一帶，當時還屬于閘北區(qū)，有很多已停產、尚未拆除的工廠區(qū)，地段較差，房子的單價僅幾千元一平方米。老房東前后買了幾套該地段的房子，三四年后，價格飆升，這幾套房子成了他們一家最主要的財產。之后老頭一邊帶小孫女，一邊把這幾套房子先后出租，管理房子的設施維修等，安享晚年。

老房東當時曾力勸夏佑至竭盡所能也買一套同地段的房子。回想起這一幕，夏佑至說：“他對兒子財務能力的擔心，最終導致家庭財產狀況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我跟房東當時的關系也很有意思，他很想把這種經驗傳授給我，幾年里也沒漲過房租。”對城市變化過程中偶然性的預測，是一種無法找到理論依據的“玄學”，很多“后見之明”粗糙地描摹出了一條路線，仿佛可以教人更聰明地在大城市取得成功。

2013年，兒子出生以后，夏佑至的家庭生活真正在上海固定了下來，一家人買房定居，告別了隔幾年要換租一套房子的生活。租房與住自有房產，最大的區(qū)別是人與社區(qū)的關系深度。夏佑至說：“買房以后，首先要裝修吧？裝修就要與樓上樓下鄰居打招呼。老人也來上海幫忙照顧孩子，帶他們熟悉周邊的菜場、醫(yī)院、車站、公園等等，我也對社區(qū)了解得更細。”從那以后，夏佑至的心態(tài)發(fā)生很大變化，除了對周邊的興趣更濃，也對上海的城市歷史與個人生活之間的關系，開始進行挖掘。

“建立起在規(guī)模這么大的城市生活的合適心理尺度，需要一個過程。”不然，可能連找路、約人都會頻頻出錯。而這種適應過程，從歷史上看，一直是非常關鍵的。在查閱資料時，他發(fā)現，1949年以后，人對上海城市空間變動的感知是在不斷變化的，對這些變化的歷史記錄也并不均勻。

視覺記憶是城市智慧的證明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城市建設緊鑼密鼓，街道、建筑變化很快，這段時間，城市變化的記錄主要是由人們的記憶承載，由于距今較近，系統(tǒng)性的研究記錄還不足。

夏佑至在2020年12月策劃了“穿城而過”多媒體展覽，呈現了攝影師許海峰、周平浪的攝影作品，以及由戚雅、Daniel Holmes導演的紀錄片。在展覽前言中，他寫道：“開發(fā)上海的經濟潛力是中國政府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項國策。這個過程徹底改變了上海的城市空間和功能布局，并且塑造了上海今天高度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城市景觀。”許海峰的作品呈現了淞滬鐵路沿線1990年代初平民社區(qū)的日常生活場景，鐵路隨后被改造為上海軌道交通三號線；周平浪的作品則記錄了上海地鐵大規(guī)模建設之后，圍繞地鐵站形成的新景觀。

展覽結束后不久，夏佑至就寫了一篇文章《公共機構應系統(tǒng)收藏陸元敏作品》，提出“城市應該如何保存和展示自己的記憶”這一問題。因為“城市的記憶往往是視覺性的”，在特定時期拍攝的作品，就成了城市特定發(fā)展階段的重要證物。

他說：“對于這座城市的很多歷史印記，大家已經有比較明確的體會，覺得已經找不到了，或者基本上瀕臨淡忘。有這個想法并不是因為我們是外地人，所以感覺很特別。在‘穿城而過’展覽的時候，一些老人在看展出的老照片，里面有他們熟悉的場景，但是陪著來的子女卻認不出。”城市發(fā)展的偶然性決定了財富增值的機會，也在變動中對人的城市記憶、人與城市的情感聯系形成了很大干擾。

在《蒙塵記》中，夏佑至也用鏡頭和文字留下了兒子童年時期一家人居住在小區(qū)里的各種記憶。他也在不斷地總結生活中體驗到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繼續(xù)積累著經驗。書末的《樂高城市》一文，是他對上海城市邏輯的感性總結。像對抗灰塵一樣，用他的話來說，“家里的用品修修補補，年頭長了，會形成一種生活智慧，體現出個人的閱歷和駕馭生活風險的能力。非常能干的爸爸什么都會修，這是一種中國式的男性氣質”。這種修修補補，體現到社區(qū)、城市層面，就是我們經常會看到的樓宇修繕、城市更新，做好這些事情則依賴城市智慧、社會智慧。

從街道、小區(qū)的設施，到工作者、制度和周而復始的運轉，這些要素“像樂高顆粒一樣互相拼接、嵌合、擴張，推動城市不斷向天空和地下延伸其規(guī)模”。高效的政府或說官僚體系的理性、意志和技術手段，維護著“樂高顆粒”的拼接組合方式和連通性。“模范樂高城市”很難復制，它可以拼接得很大，但“看不清底層構架，缺少必要的冗余”，以至于生存其中的個人很難消除焦慮和緊張感。

《蒙塵記》中的文字和照片提醒我們，無論在城市中怎樣絞盡腦汁去打拼，“在視覺上、心理上都要留下線索，可以回溯探尋”，在如此高密度、高流動性的城市中，我們才有可能建立輕松駕馭的感覺。